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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在东57街的皮埃尔·马蒂斯画廊举办了名为“驱逐中的艺术家展”。在展览画册的名录中，印有从纳粹魔爪中逃脱出来的艺术家的照片。表面上看来，他们排成两排，紧凑地团结在一起，而实际上这里包含着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即夏加尔和以布列顿为核心的超现实主义阵营。超现实主义者不会因为战争而向这位“清高自大的难友”鞠躬，夏加尔孤僻的天性和坚定的艺术观念也使他更不可能与那些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言归于好。就在“驱逐中的艺术家展”后不久，超现实主义者举办了第一届联展，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年过百半的夏加尔依旧我行我素，偶尔也去参加一些圈内活动，定期与朋友们聚会，但大部分时间仍是独自享受，惟一一项公共职务即左翼犹太作家、艺术家委员会名誉理事。

1943年，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美国，夏加尔与两位俄国时期的故友伊茨伊科·福尔和米霍艾尔斯重逢，引起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为了表达他对祖国的眷恋，他向苏联博物馆捐赠了两件作品，并言过其实却充满深情地说：“献给我的祖国，感谢她在过去的35年来对我的支持和未来将给我的鼓励。”然而，苏联并不在乎一个小小顺民的忠贞，这两件作品很快被堆在莫斯科特雷蒂阿库博物馆的地下室，据说伊茨伊科·福尔和米霍艾尔斯也在事后不久惨遭苏联政府的暗杀。

夏加尔一生对视觉艺术家都心存警戒，他的大多数亲密朋友都是诗人、作家和批评家，这一时期也不例外。或许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思想作祟，他在无意识中遭到视觉艺术家的排斥。美籍立陶宛犹太艺术史家夏皮罗看到夏加尔和利普希兹因无法合作共同完成一项教堂设计而迷惑不解：“我不明白利普希兹为什么这么憎恨夏加尔，这是典型的艺术家间的竞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睦相处。”随着争论的继续，传来灾难性的消息，教堂设计者强烈要求更换人员，以至工程搁浅。

尽管夏加尔在法国艺术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犹太民族历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美国犹太人群中也有很好的市场，但他的冷漠与猜疑并没有博得热情洋溢的美国艺术家的赞赏。同时，其作品中过多的叙事性、神话特色和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因素也遭到美国前卫艺术家的排斥。这些前卫艺术家吸收超现实主义者“自动性”的观念，主张摆脱欧洲传统艺术的束缚，沿着艺术自律的方向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艺术家自己的精英文化，他们的艺术观念与夏加尔格格不入，但有趣的是这些艺术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具有东欧犹太血统，或者可以说，正是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意识发展了他们神秘主义倾向的艺术风格。

在纯艺术领域内遭到排挤的夏加尔在实用艺术中却大显身手。1942年，他接受了一项为美国芭蕾舞剧院剧团（后因与美国工会发生冲突全团迁到墨西哥）《阿莱克》设计戏服和舞台布景的委托，这是自1920年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独自设计一整场演出。他亲自画舞台背景，贝拉负责监督戏服的制作工作，夫妻俩全心全意地注入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把身边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

夏加尔的设计吸收了墨西哥民间传统艺术的特征，无论是色彩方面，还是布局上都具有非同凡响的戏剧效果，上演后赢得了墨西哥人民的高度赞扬。10月，巡回演出至美国，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以至一位舞蹈评论家惊讶道：“夏加尔的出现就像是夜晚中的英雄……那些舞台背景，绝不仅仅是经典的舞台装置，它们还是伟大的艺术品……人们如此兴奋，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所有演员都从它们身前离开。”

这项工程的成功，激发了夏加尔单纯、诙谐的想象力，也重新唤起他对明亮色彩的热爱和对情爱题材的兴趣。在失去家园的痛苦中，回味自身爱的历程，无疑也是对夏加尔夫妇精神空虚的一种补偿，尤其是贝拉，自从来到美国之后，她便变得沉默寡言，很少参加社交活动，过着一种半隐居似的生活，惟一的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对夏加尔的爱和重返巴黎的愿望。

画家王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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